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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渡赤水：战争史奇观

四渡赤水，红军长征关键战。惊心动魄这无疑是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。它不仅成功破解了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围追堵截，赢得了战略转移的先机，更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，实现了我党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突破，其壮举至今仍让人赞叹不已。

1960年，英国陆军元帅、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中，由衷地赞叹道：“您所领导的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以及平津战役，其壮丽与辉煌堪比世界任何一场著名战役。”然而，毛泽东主席却谦逊地回应：“那三大战役不过小试牛刀，真正能称作我‘得意之笔’的，还要数那四渡赤水的战役。”

毛泽东为何将四渡赤水之战视为其军事生涯的“巅峰之作”？关键在于，当时所面临的战局异常严峻，曲折多变，困难远超顺利之处，心情亦颇为沉重。

一渡赤水河

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地区，此举引发了蒋介石的极大忧虑。为阻挠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，或是东进湘西与红2、红6军团会师，蒋介石不仅派遣湘军、鄂军的部分兵力围攻红2、红6军团，而且调集川军、陕军的部分力量应对红四方面军。此外，他还集结了约40万人的庞大兵力，即148个团，向遵义地区步步紧逼，意图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围剿中央红军。然而，此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仅有3.7万余人，与敌军相比，力量相差悬殊，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。

遵义会议落幕之际，尽管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实际上已奠定他在党中央与红军中的领导根基，然而，他的地位尚未稳固。特别是在土城战役遭受挫折之后，毛泽东的处境愈发严峻。

一渡赤水渡口，土城。

1935年1月27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革命领袖抵达遵义北部的土城镇。他们了解到，追击的敌军仅剩两个旅和四个团，且当地地形对我军极为有利。于是，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东侧的青杠坡发起战斗，意图围歼紧追不舍的川军郭勋祺部，以确保我军顺利渡过长江。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领导人对此均表示赞同。

土城战役，作为遵义会议之后的首次交锋，承载着红军的深切期望。为赢得这场关键战役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莅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作战，刘伯承参谋长亦亲临红5军团坐镇指挥。28日的清晨，战鼓擂响，土城战役正式拉开序幕。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展现了无畏艰难困苦、不怕血雨腥风的英雄气概，浴血奋战了三四个小时，虽对川军造成了重创，但面对敌人庞大的兵力和迅猛的增援，战局并不顺遂。红5军团的阵地不幸被敌军突破，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。敌军占领了有利地形后，迅速向土城镇逼近，直至推进至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的白马山，形势变得异常危急。

在危急关头，朱德总司令毅然决定亲赴前线指挥作战。朱总司令抵达火线后，亲自指挥红1、红3、红5军团及干部团，对敌军发起了勇猛的反击。他们接连挫败了敌军的多次进攻，成功稳固了阵地。

然而，被尾随的川军一部再度发起猛攻，使得红军陷入极不利的境地。在此同时，毛泽东察觉到川军的实际兵力并非原先所估计的四个团六千余人，而是六个团超过万人，与红军的投入兵力相若。于是，他立刻召集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刘伯承等核心领导召开紧急会议。他严肃地指出：鉴于当前的敌情分析，原定从泸州与宜宾之间的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施。为了打破僵局，争取主动权，必须下令部队即刻撤出战斗，向西渡过赤水河，沿着古蔺、叙永等地向北进发，寻找时机从宜宾以西的流域北渡金沙江，进而进军川西地区。此举将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，在川西北发起总反攻。毛泽东的这一决断赢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可。

1月29日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卓越领导人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，中央红军成功跨越了赤水河，具体包括土城、猿猴场、太平渡等渡口。这一壮举标志着四渡赤水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。

二渡赤水河

红军以崭新战姿踏入川南之际，蒋介石即刻下令川军全力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，明确要求从滩头至宜宾、江津一线，沿江“迅速构筑防御工事，并在关键地点设立碉堡”；在宜宾至江津这一区间，派遣军舰和装甲商船昼夜“巡逻江面”，严密防范红军的偷渡企图。同时，他命令川南“剿匪”军总司令潘文华调配部分兵力至长江南岸进行布防，以阻止红军渡江，并指挥主力部队向川南方向展开追击。

部署部分兵力以控制乌江东岸的沿河、印江等地，旨在阻止中央红军向东推进；主力则留守湘西，继续围剿红2、红6军团。“追剿”军第2兵团，联合滇军、黔军，共同组成第二路军，由龙云担任总司令，薛岳出任前线总指挥，下辖四个纵队。此路军的职责是专注于追剿中央红军。蒋介石的意图是，在川军的紧密协作下，将中央红军围困于叙永以西、长江以南、横江以东的广大区域。

二渡赤水太平渡。

2月5日，遵照蒋介石的命令，国民党军各部纷纷对中央红军发起了围攻。孙渡纵队从毕节、昭通两地出发，直指盐津进行“追剿”；周浑元纵队则派遣两个师从修文、扎佐两地向古蔺、叙永进发，另一师则从龙里、贵定方向开进，目标直指川南；王家烈纵队则从遵义、桐梓两地出发，集结于土城，随后向川南地区展开“追剿”；吴奇伟纵队则暂时驻扎在黔西、贵阳一线，待命行事。与此同时，潘文华部下辖的三个旅正朝着高县挺进，另有三个旅正向珙县、高县地区进发。范子英率领的两个旅紧随其后。

情势显见，中央红军依照遵义会议所定方针，北渡长江、挺进川西，面临的挑战愈发严峻。若机械照搬原有战略部署，滞留此地等待时机渡江，红军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严密包围，这对红军极为不利。鉴于此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遵照毛泽东的提议，于2月7日作出决策，暂停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，转而将作战重点调整至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带，进行灵活机动的作战。同时，利用敌方彼此间的矛盾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，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策略。

随着中央红军踏入川黔滇边界的土地，国民党军队纷纷西撤，跨过赤水河，对我军展开围追堵截。黔北地区因此兵力空虚。鉴于此，毛泽东果断决策，为了一举歼灭敌人，下令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。据此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的指挥下，中央红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、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，实现了二渡赤水，进而向黔北地区发起进攻。当时，毛泽东为了迷惑敌方，特意命令红1军团派遣一个团进入古蔺地区，大肆制造“渡过长江”的舆论，以此延缓川军的南下步伐。

毛泽东认为，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的往返，表面上看似处于被动，实则背后蕴藏着主动的策略。通过此举，红军巧妙地调动了敌人的部署，减少了自身的损失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并得以对部队进行休整。

然而，在那时，众多指战员，尤其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，对毛泽东所采纳的高度机动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。他们往往未能按时抵达预定阵地，从而错失了宝贵的战机。鉴于此，中革军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于1935年2月16日发布了《告全体红军战士书》，其中强调：“为确保胜利在握……红军必须持续变换作战区域，时而东进，时而西行，时而走大道，时而循小径，时而沿旧路，时而辟新途，其核心目标，只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赢得战斗的胜利。”这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背景下，成为了红军实施机动作战的根本原则。

中央红军在成功渡过赤水河之后，巧妙地实施声东击西的策略，由西向东，再转向南进，横扫千里之地。他们先后攻占桐梓及天险娄山关，进而占领了遵义城，在此过程中，共歼灭及击溃敌人两个师的八个团，实现了长征途中的首场重大胜利。

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得知红军攻克了娄山关，成功开启了通往遵义城的大门，心中涌动着无限的豪情，便挥洒笔墨，创作了那首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词作。

西风劲吹，辽阔长空响起雁鸣，伴随着霜冻的清晨，月亮高悬。霜冻的清晨，月色皎洁，马蹄声细碎而急促，号角声低沉而压抑。

雄关险道，坚如铁壁，今日再踏征程，步步稳健。从头再来，苍茫山脉似海，落日余晖，血红如血。

此词笔触生动，细腻勾勒了红军挺进娄山关的壮丽征程，充分展现了红军将士们为长征胜利所怀揣的豪迈壮志与坚定信念。

然而，在夺取遵义的过程中，邓萍壮烈殉国。彼时，她担任红3军团的参谋长，亦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所遭遇的首位陨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。

“邓萍同志，我的战友，你为夺取遵义献出了最后的生命，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将永远铭记你的英勇。我们定会为你报仇，继续完成你未竟的事业！”

三渡赤水河

得知南京城内遵义、娄山关、桐梓接连沦陷的消息，蒋介石在震惊之余，情绪顿时失控，暴跳如雷。他认为这是国军追击战以来的奇耻大辱。随后，他果断放下手中的一切公务，乘坐飞机赶往重庆，亲自坐镇指挥战斗。

3月2日，蒋介石抵达重庆，急促间口授一纸通令：“本委员长现已入驻重庆。我国驻川、黔各军，统由本委员长统一调度；未经本委员长之命令，各军不得擅自行动，务必同心协力，完成使命。”翌日，他连续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，高声疾呼：“朱、毛匪帮再次向东逃窜，显然是因长江天险难以逾越，故而转向乌江东岸，意图与萧、贺会合。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全面计划。”蒋介石所谓的全面计划，即调动近40万作战部队，加上各地民团共计70万兵力，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，并借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“围剿”的战术，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策略，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乌江以西、川黔大道以东地区。

得知蒋介石最新的作战部署，毛泽东果断决定采取以计应计的策略，予以巧妙应对。他兴致勃勃地言道：“那就让我们在这片战场上下游弋一番，让他们一一现身吧。我正是想趁此机会，再与他们的主力军交战一两次。”

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中央红军为寻觅并围歼敌军主力，在遵义、鸭溪一带辗转徘徊数日。

三渡赤水渡口茅台。

“一是舍弃遵义，西撤以求达到既定目标；二是先与我国周纵队决战，随后再向南压迫贵阳。”蒋介石视此为彻底剿灭红军的绝佳时机，遂紧急下令川军三个旅队从桐梓进发，进攻遵义地区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从重庆出发，支援川军作战，向松坎、新站地区推进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的主力三师抵达仁怀、鲁班场，对遵义及其西北地区采取守势；第三纵队孙渡部进驻大定、黔西地区；第四纵队王家烈部一部集结于金沙、土城等地，以阻止红军向西拓展；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（其中两个师已遭受重创）沿乌江沿岸驻守，待命支援其他纵队作战。此外，他还命令第53师从镇远进发至石阡，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设防，以阻止红军东进，意图在遵义、鸭溪地区将中央红军予以围歼。

“若能成功调动滇军，便意味着胜利。”

3月16日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中央红军自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，实施三渡赤水行动。此举采取昼间渡河的策略，有意夸大军事行动的声势，假装向北渡过长江，以此诱使敌方重新调整战略部署。敌人随后西渡赤水河进行追击，而我军则东渡赤水河，迅速向南推进，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。

四渡赤水河

随着国民党军主力陆续越过赤水河向西进发，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敌人“意图围困而未果”的破绽，迅速作出决策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秘密、迅速且坚定地转向东方，于3月21日从二郎滩和太平渡一带渡过赤水河，实现了四渡赤水的壮举，再次踏入黔北地域，寻求南渡乌江的良机。为了迷惑敌方，红军巧妙地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，向古蔺方向进发，佯装准备北渡金沙江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

红军主力东渡赤水河后，沿遵义、仁怀大道迅猛向南推进，巧妙地与敌军背道而驰，并在鸭溪、白腊坎一线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，迅猛向南挺进，犹如神出鬼没般摆脱了敌军的重围，瞬间将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抛诸川南之后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诱使国民党军北上，为中央红军主力南撤创造机会，红9军团遵照毛泽东的命令，假扮主力，在马鬃岭、长干山、枫香坝一带积极展开行动。

随后，曾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在追忆往昔时提及：“彼时，我军主力迅速向南挺进，我军团随即投入激烈的战斗。在金沙县的马鬃岭，我们大张旗鼓，摆出姿态，意图诱使敌人上钩。”

1935年3月31日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从江口、大塘、梯子岩等地成功渡过乌江，成功挣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围。

四渡赤水，二郎滩渡口。

四渡赤水战役彰显了：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交锋，更是两军最高指挥层在军事指挥才能上的正面较量。红军摆脱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困境，在攻防转换、进退有度、集中与分散等作战环节上，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、避实击虚的策略，不断迷惑敌方，扰乱其部署，令敌人陷入迷茫，疲于奔命，四处碰壁，陷入极度被动；而我军则如风驰电掣，机动灵活，行军神速，作战主动，书写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段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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